


这是艺术、时代和身份的使命。当代表80前后一代的中国女性抽象艺术家被提取出来,面对“抽象艺术”——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被宣称终结的艺术实践时,她们似乎完全无视了艺术史的主流论断和“僵尸形式主义”(Zombie Formalism)的狂热现实,而是在一种久被放逐的女性劳作状态中,在一种“非戏剧化”的、秩序的重复中实践着布拉查·L·艾丁格(Bracha L. Ettinger)所论述的自我与材料“主体间性”的流动,自然的实现了抽象艺术与性别身份的融合。
在讨论抽象艺术与女性劳作主题之前,我们需要先进入年代的语境。70末80初一代在深刻的历史转型中诞生。它在一种话语和视觉都全面更新和交替的夹缝中窒息、内爆,一束扇形的过渡色光线展开,越过了投身于宏大叙事和人道主义启蒙呼唤的上一代,接着,连接了个人主义和情感表达的年轻一代。历史中的强烈时刻是建立纽带的时刻,强度是因为重合和融合的瞬间。因此,这一代的艺术创作既保留了一种知识、文化历史的命运感,又作为初代反叛集体的个体浪漫主义存在,强化了他们独特的表达意志。
这也反映在张雪瑞(1979年生)、李姝睿(1981年生)、鞠婷(1983年生)的抽象创作中,她们对于“如何画”的问题脉络有着全面理性的知觉,我们完全不能脱离现代主义的智性使命和西方抽象艺术的形式主义观念讨论其作品,无论是鞠婷对抽象艺术物质性的思考和实践,还是张雪瑞、李姝睿对光、色彩和空间孜孜不倦的探索都表明了这一点。李姝睿的部份作品和展览名称非常直接的透露了她承接自上一代的社会关怀和知识兴趣,如《疫后之春》、《单子论》等。同时,虽然她们的作品面貌与新兴一代的女性抽象艺术作品中奔涌、旋风一般的激情相比,更为内敛、克制,但她们在一种微细的重复和秩序之中也超拔了关于个人记忆、私人情感与家居生活的主题,达成了任性而正确的僭越,以及对抽象艺术语言无与伦比的性别修正。
持久的进步与启蒙并没有缓解艺术体制和时代进程中的暴力。源于理性和逻辑传统的西方抽象艺术一开始从本质上就排除了“非理性的”、“情绪的”女性。如同进入其他领域一样,女性最初需要使用男性的语言、修辞和规则,戴锦华提出的“花木兰式境遇”——一种以男性自居或化装成男人的视点进行书写的困境,同样发生抽象艺术创作中。从模仿到远离,再到寻获女性自己的经验和立场,这个决裂和重生的过程仍在形成。
张雪瑞、李姝睿、鞠婷的创作贡献了她们的思想、方法、目的和视觉语言的多样性,从人工光源的拟像到浅平面空间咄咄逼人的物质性,从东方冥想式的高度精神性到调动身体的空间感知,从形式和心理的取向到从情感和观念的交叉……她们向观众交付一种体验——一种诗意的、有序的探索,从眼睛开始,移动身体,到知识理解,再到一种精神沉浸。这是一种抽象艺术的女性替代方案。
但是很少有比重复性手工劳作更能彰显女性语言与经验的方式了。日复一日的劳作,从家务劳动到纺织缝纫的手工活,漫长、枯燥、微小,在悠远的历史传统中,它终于从一种沉默的、不被看见的常态,被发现为剥削女性的社会关系和价值框架,如今它变成了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艺术表达,身体力行的以重复日常动作/劳作改写社会话语——认可女性的劳动价值是当今社会道德财富的基础。
张雪瑞、李姝睿、鞠婷也许无意发动艺术的政治功能,但她们共同的劳作式的创作方法确然贡献了来自女性的语言——精细的、重复的身体与手的劳动最终形成了她们作品的视觉成果,是其作品最为核心的动能。张雪瑞的色彩渐变格子图,从精确把握色调变化到最终呈现一幅巨大的、令人沉醉的微妙色彩变幻画面,来自其持续的对每一个微小局部的描绘涂抹,保持身体与画作的近距离,严谨的手部运动轨迹,需要无数细微动作的积累;可以想见,为了再造一种赛博都市景观体验,在规模宏大的画布上精准排列明暗区域和色彩序列,李姝睿在工作室的劳作与张雪瑞一样,手、手势和色彩,不知疲倦,每一个光点都记录着基本动作的重复;鞠婷的浮雕一般的画面,来自更大的身体动作:首先需要在画板上一层一层堆叠颜料,然后对涂料层进行雕刻或切割,她在最基础的材料上探索堆叠、折叠、分层和流动的策略,由于颜料的特性,她需要等待、陪伴,在合适的时间继续动作。
她们三者一系列动作事件正是哲学家和女性主义艺术家布拉查·L·艾丁格(Bracha L. Ettinger)在她的“母体美学理论”(matrixial asthestic theory)中提出的,艺术家通过身体持续的动作/劳作,在重复的笔触和层叠的色彩创作过程中,将情感与主体性投射在作品中;身体性与材料自然扩散的能量结合,创造了一种流动的、横贯的主体性,实现了自我与作品的“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艾丁格的理论不仅超越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将人与物都纳入一种“非他者化”的共振关系中,她也通过对女性-母性的照护与劳作意义的肯定,而重新确认了一种主体结构。在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范式中,女性总是被当作客体对待,而女性在一切被压制的行动中,包括上述的重复劳作中,不仅以母体式的“生产”“创造”为世界带来一种彼此联结的共存哲学,而且确立了一种女性的法则、必然性,以及由此生成的毋庸置疑的主体性。
一块有人日日耕作的土地和一块未经触摸的土地是如此不同,当我们面对“日日耕作”的土地,耕作者、土地和我们顷刻会被同一种东西贯穿。显然,艾丁格的“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不仅跨越材料与艺术家自我,也跨越作为艺术家的主体和作为观众的主体。因此,在张雪瑞、李姝睿、鞠婷闪烁、迷幻的作品前,除了感受与沉思,只有认知并想象一种日常时间的身体性劳动才能抵达,抵达这个世界的精神与物质二重性,抵达艺术家,也抵达平凡的独立自我。
这一刻,没有他者,这绝对是一个女性时刻。
文/甘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