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密生，外间虽风雨剧作，而林内犹能不风不雨，如置身屋内然。树下复藤蔓缠绕，垂悬枝干间。云南迤西一带，本为烈性疟疾与肠窒扶斯等疾病横行之区，一行二十余人，日啖金鸡纳二饼，使免于疾。本次种子共计分装五十包裹，分别寄往庐山森林植物园、香港大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及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诸处。”1
植物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远征世界，在船尾的甲板上忍受海浪的盐害，变化的气候，还要躲避动物的啃食。那些通过漫长且严酷考验的勇士，最终抵达植物园的温室，与帝国主义的扩张一起绘制新世界的版图。口岸的开放开启了植物猎人在华的征途，他们不仅来自“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网络中的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他们本土的助手，还有应时代之召的中国近代科学开拓者和他们建立的科学机构。植物学这张由“采集”和“分类”编织而成的命名之网，将原本闪烁在远方的自然变得“可见”而“有序”。植物也由此从本土的经验知识转变为精确的自然知识，卷入政治化的科学角逐之中，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建构中成为了科学的象征和权力的载体。相较于人类的近代史，自然的变化像一部超慢放的电影，而植物恰恰是这部电影中可以穿梭于认识和体验之间的可研究对象，在自然史、科学史、殖民与地缘政治之间游走。
展览并非意图展现一段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尝试将植物作为脉络和工作基础，通过为金鸡纳树、姜黄、肉豆蔻、橡胶、烟草、风吹楠、蒟蒻、杜鹃这8种生长于滇南边陲的植物编写小传，收集它们在中国现代化早期的科学图像，勾勒出一座与热带和地方有关的“植物园”和它被遗忘的作为历史空间的生产。这些由科学画及小传组成的“植物档案”将与7组艺术家的作品并置，共构出某种“捕猎关系”，邀请观众调动感官与身体，俯身观察，重拾对自然和细微之处的感知。在展览中，刘玗通过追溯17世纪双目失明的传奇生物学家，捕捉某种人类诠释世界的方法。伊莎多拉创造了一次细微而刺痛的叮咬，它是瘴气的弥漫、暴力的隐射和潜在的危机。而刘辛夷作品中散发着辛香的植物粉末，是食材和香料与空间权力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网络。如果植物是一种具有自我轨迹的能动力，那么在一株杜鹃标本跨越百年的迁移中，傅礼士和程新皓的“采集”从一个动作变成了一种途径。橡胶也不再是工业化的原材料，而是等待被攫取和争夺的流动物，以多变的物质形态在钟云舒的作品中为自己塑造全新的意向。何翩翩与麦石对展览委任研究中的植物科学图像进行了视觉化再造，探讨印刷术对植物的物质性介入。王也的作品中被植物吞噬的城市遗迹则暗含着被自然反噬的现代性，犹如一则流光溢彩的末日预言。
曾经的“植物热”如何构建与现代性相关的知识体系？植物又是如何具体地参与到中国近现代民族与国家建构之中的？它们又在当代的城市生活中留下了哪些痕迹？如何将植物看做是某种具有物质实体的力量，通过生长、变异和相互作用参与到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形成中，那么感知（sensibility）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重新唤起人类对自然自发性的潜在信念。
1. 改写自1930年代植物学家王启无和俞德浚分别深入滇南时的采集笔记。
文／戴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