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电话声非常失真，低沉无比，随后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声音的触感如此强烈，如此具有存在感，以至于让我意识到文字的徒劳无力。我的痛苦正是你的回响，我感受得如此深刻，以至于我再也不知道该如何让我们重新站稳脚跟。——马塞尔·杜尚致玛丽亚·马丁斯的信，1951年5月13日
这封绝望的情书，以一种完全不符合杜尚一贯风格的激情写就，寄出的时间正值1951年第一届圣保罗双年展前夕。马丁斯决定与丈夫一同返回巴西，由此形成的决定性距离，成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Michael R. Taylor），最终在当年秋天彻底终结了她与杜尚的关系。
杜尚早在《大玻璃》（Large Glass）中便为男性（“单身汉”）与女性（“新娘”）之间的距离赋予了形态。在这件作品中，男性的欲望化作无形的“飞溅”，穿越层层装置，最终在女性的领域留下九个弹孔。这些弹孔，成为女性自发脱衣的间接动力。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一年里，我们究竟思考过多少关于无形存在的事物？
为了避开看不见的病毒，我们之间设立了明确的距离。
通过互联网的沟通让我们意识到它的无力，也让我们愈发渴望声音的触感，那种强烈的存在感。
声音，连同飞溅的欲望，成为了病毒的媒介，将人们进一步撕裂。
声音，被距离扭曲，陷入深深的痛苦，再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听不见你”（Daisetz）。
被扭曲的声音、无形的飞溅、跨越距离的弹孔——这一切将被转化为一个由旋转音响、线缆与一组收音机构成的声音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