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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由展览制度、媒介传播与档案系统共同构成的现实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已悄然改变。当代艺术之所以被看见,不再依赖神圣性或审美自主性,而在于它被提交、备案、记录与交易。作品必须进入制度的可见结构,才具备现实性。

 

然而,一个被忽略已久的问题因此重新浮现:既然艺术的存在已内嵌于制度流程中,艺术家为何仍要不断创作、不断“提出”——以作品的形式向世界发出一种通知?这并非行政意义上的公告,而是一种主观、具方向性的表达行为,它让某种经验、情绪或问题得以被呈交给世界。但当下,这个“被通知的对象”仍然存在吗?

 

传统世界里,这个位置由“神”承担——神不仅接收,也定义了意义。但在现代社会,神的位置被抽空,取而代之的是技术系统、行政流程与市场机制。它们接手了“接收”的功能,却不再承担回应的责任。它们只编号、存档、分发、定价,却不回答。

 

因此,“通知神”并非召唤神,而是指向一种现实:通知还在发生,但回应机制已瓦解。我们依然上传图像、提交文本、填写表格,但这些动作只是让自身存续于记录之中,防止被删除和遗忘。这不是祈祷,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存续策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式并不依赖信仰是否真实才能成立。《礼记》曰:“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告祭、上表、焚文的意义并不取决于神是否回应,而在于维系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还在运行。形式本身就构建现实。而在西方现代语境中,“上帝已死”以后,未被回应的仪式常被理解为空洞象征。两种文明对“无回应的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

 

当代艺术恰处于这两种逻辑的交界地带。一方面,它被制度吸收为可被存储和交易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仍保留“通知”的姿态,只是这种通知不再期待回复,而是转向显现:它将制度背后不可见的权力结构、技术逻辑、情绪残留与历史噪音,转化为可进入公共感知的图像与物。

 

当回应缺席,通知便从语言转移到物之中——它成为护身符、图像、石刻、档案。古代社会面对灾疫、天象或战争时,并不等待神的回答,而是制造符咒、榜文、碑刻,把恐惧与愿望存入物之中,确保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被截断。因此,通知的关键从未在于“回应”,而在于“存续”。

 

当代艺术逐渐接近这种状态。它并不确信有人在倾听,也不期待救赎或判断,但它仍坚持把无法被算法识别、无法被行政系统吸收的经验沉积为形象与物。这不是回到宗教,而是说明:艺术与护身符共享的是存储逻辑,而非信仰逻辑。

 

“通知神”讨论的并不是神是否存在,而是通知本身的命运:在一个无回应的世界里,艺术为何还要发声?答案是:因为一旦通知停止,现实就会退回私人感受或被完全掌控于技术与市场的分类体系。通知是一种占位行为——它为尚未被定义、尚未被决定的现实保留一个位置。

 

因此,艺术坚持发出通知,不是出于信仰,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姿态。它维护现实仍然是可被讨论、被观看、被修改的;它拒绝让世界只以市场价格、算法标签和数据的形式存在。通知的意义,也许不在于被回应,而在于它使世界依然开放。